目    录

 

摘    要

引    言 1

一、安乐死概述 1

二、安乐死的刑法学分析 2

（一）从违法阻却事由来分析 2

（二）从期待可能性角度分析 3

（三）从犯罪本质特征来分析 4

（四）从刑罚的角度分析 5

三 、安乐死的立法构想 5

（一）法律上的非犯罪化 5

（二）事实上的非犯罪化 6

（三）安乐死实施的条件 6

（四）安乐死实施的程序 7

（五）违法安乐死行为的法律责任 8

结    论 9

参考文献

 

论安乐死的合法化问题

摘   要

    至今，国外已有不少国家立法给予安乐死以合法地位,我国安乐死合法化的进程也在社会各界的热烈辩论声中不断发展。安乐死是一个涉及医学、法学、哲学、社会学和伦理学的问题,它直接影响到病人及其家庭、社会等多方面的交叉和冲突。 在对待“安乐死”是与非的问题上,不管是支持的还是反对的,其实从来都没有跳出道德和法律这两个传统的圈子。本文也是如此。纵观国内外社会,对安乐死合法化的呼声是日益高涨,而我国法律上的空白实际上会导致安乐死在现实中的混乱和滥用，给司法工作和社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法律是以人为本的,本文赞成安乐死的合法化,希望通过法律确立安乐死的各项细致程序,从而达到生命与社会价值的平衡实现。

关键词：安乐死  合法性  合理性  立法构想

引    言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莎士比亚借助哈姆雷特的嘴提出的问题，而安乐死面临的也是这样一个选择，安乐死已然成为一个学术界、思想界和现实生活中备受民众关注而又颇有争议的敏感话题，引发了人们对于生命权、道德伦理与法律的深刻思考。令人遗憾的是，新闻媒体略带炒作式的报道、专家学者的厉害分析以及普通老百姓的个人见解,这些讨论虽然一直没有间断过，但至今仍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安乐死概念，面对不断出现的一个又一个安乐死实例也没有一套暂时恰当可行的解决办法。安乐死到底是什么？安乐死行为该如何定性？司法机关应该如何处理此类案件？安乐死到底该不该合法化？该怎么合法化？能不能就此马上立法？这是我在本文中谈到的问题。

                     一、安乐死概述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好死、幸福无痛苦的死亡。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安乐的没有痛苦的死亡；二是无痛苦致死术。

目前，国内外对于安乐死的概念有很多不同表述。我理解中的安乐死是指经专业认证确患有不治之症且正遭受肉体的极端痛苦的垂危病人自愿请求用人道方法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的过程。被赋予权力的医生可以通过采取某种人道的无痛苦的医疗措施加速病人的死亡或不给予或撤除医疗措施，任其自行死亡，依法为患有不治之症且垂危的病人消除死亡过程中的痛苦。

安乐死可以分为积极的安乐死和消极的安乐死。积极的安乐死是指对于一些身患不治之症且遭受极端肉体痛苦的垂危病人，通过某种人道的无痛苦的医疗措施加速病人的死亡。消极的安乐死是指不给予继续治疗或撤除医疗措施放任其自由死亡。

我国社会各界开始正式思考安乐死问题应该是始于王明成案公开后，但到目前为止，安乐死在我国仍是一个令人纠结的问题。官方态度与民间观点有着鲜明的对比，官方多持回避态度，社会人士则更多是赞成或理解，于是学术界的争论也就未停止过。眼下，从不断有人发出安乐死的请求及私下进行安乐死的实例表明：安乐死作为消除死亡过程中痛苦的一种方式是被迫切需要的。所以有必要尽快使其合法化，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对病人及其家属乃至社会、国家都有利；反之，如果继续回避，易动摇公众对法律的信任，也可能为某些谋杀提供“合理”借口。

一方面受传统思想“好死不如赖活着”影响，有些患者家属不同意借助安乐死寻求解脱。但站在病人的角度考虑呢？慢刀子割肉带来的痛苦，没有经历过的人真的很难想象。每天生活着唯一能做的事只剩下呻吟。有多少子女是迫于社会的压力，怕背上“大逆不道”、“不肖子孙”的骂名，而眼睁睁看着至亲至爱在病痛折磨中离世？这难道就是大家认可的伦理吗？这难道符合法律以人为本的理念吗？另一方面法律上的空白导致安乐死实施的混乱，从而使一部分民众误解了安乐死，也有些人即使知道安乐死的诸多好处也不敢实施。

 

二、安乐死的刑法学分析

 

我国宪法有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是不受非法侵犯的。对生命终结方式的一种无害他人的选择也是一种人身自由的体现。并不能因为一些不当的安乐死行为就完全禁止实施安乐死。菜刀一旦用来伤人，造成的危害是众所周知的，那我们就该禁用菜刀了吗？我国民法尊重和保护公民的人格利益，当一个只能靠呻吟证明还活着的人，想要尊严快乐的死去，这就是他当下最重要的人格利益。虽然安乐死行为符合刑法中犯罪的形式特征，但我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来分析其实质的非犯罪化。    

(一）从违法阻却事由来分析

    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我国刑法理论一般是采用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即犯罪主体、犯罪的主观方面、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所谓违法阻却就是指某些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虽然原则上是具备了违法性，但存在着一些特别的理由根据，实质上不具备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从而被排除在犯罪之外。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可的违法阻却事由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况:一、正当防卫；二、紧急避险；三、法令行为；四、一般正当行为。我认为严格条件下的安乐死行为是由医生为病人实施的，一种基于职业上的正当业务而从事的法令行为。就好比死刑执行人员依法执行死刑的行为一样，虽然是杀人行为，但由于是法令行为，阻却了违法性。下面我将从违法阻却事由理论中的被普遍认可的三大主流学说来阐述安乐死行为的违法阻却性：

首先，在紧急避险事件中，实施紧急避险行为的人要保护的人身权或财产权和加害人一方的利益相比，显然是被保护的人身权或财产权更为优越。这便是法益衡量说中的优越法益说。

但是安乐死行为中优越的法益不是通过牺牲另一个人的法益得到的，而是通过对病人自身的各种利益权衡比较后选择出最优的来保护。这里，病人的法益可以是其生命权、健康权、处分权、人格尊严、人格自由等。一个长期遭受病痛折磨，精神和肉体都处于崩溃状态的垂危病人，真诚发出安乐死请求，一定是在综合各方面利益考虑后做出的最好的选择。诚然，生命是一个人最高的也是最重要的利益，任何非法剥夺或肆意漠视的行为都是有悖于人类基本伦理的。但是，对于一个已经没有救治希望濒临死亡的人来说，个人生命利益的价值就会相对下降，而人格尊严、处分权等价值就会相对升高，成为最需要、有意义的利益。也就是说，在他决定安乐死的时候，他解除痛苦的利益，尊严死去的利益才是最优的利益，这种最优利益阻却了侵犯生命权的违法性。这也是符合法律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人的最优利益需求为本。

卡曾斯说死并不是一个人最大的损失，虽生犹死才是。

    其次，违法性阻却事由理论中的“目的说”认为，判断一个人的行为能否构成违法阻却，要看该行为是否符合国家承认的稳定的社会秩序。这种稳定的社会秩序不是单看一个方面的，要思考这种不稳定现状是事物本身就是不稳定因子导致的，还是缺乏必要的规范管理所导致的。

病人只是单纯的想摆脱绝症带来的精神上的打击和肉体上无法承受的痛苦，作为一个人保持最后的起码的尊严安然的离去，如果这时有个合法的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需要，也就不会有那么多渴求安乐死的病人采用言论抨击国家制度来宣泄不满，也就是说现有的混乱局面并不是安乐死本身导致的。让病人安乐的死去也同时减轻了亲友的哀痛，对他们来说，看着已无任何生存希望的至亲至爱能在幸福中死去，应该是悲伤中的一份宽慰，面对不能替代、转移的痛苦，如果可以缩短，能为他们带去最后一份快乐，作为家属会感到少了分遗憾。社会就会多一份和谐，多一片稳定。而实施安乐死行为的医生处于怜悯之心的义举却背上了故意杀人的罪名，这会使本来就备受压力的医生更加不平愤，公众也不能接受。就像现在没有人敢放心的扶老人过马路，见义勇为还要留好证据怕后来惹祸上身，这种现象反映的还是社会和谐稳定吗?而且面对不允许安乐死的现状，现实中有很多人会通过非法途径来购买安乐死药物，导致了一连串的非法利益链条，或者暗地私自实施安乐死，不规范的行为带来很多负面影响。这样社会中的一部分人群会稳定吗？可能只是一小群但危害将是很大的，因为安乐死牵涉的是一个人的生命。我们目前看到的安乐死引发的一些问题主要是国家法律在这一块的空白让动机不纯的人钻了空子，安乐死的好处没办法在一个公平的环境下展现。

所以从“目的说”来分析，安乐死行为是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的，从而构成违法性阻却。

再次，从“社会相当性行为说”来看安乐死，“社会相当性行为说”的第一种观点认为危险范围内的相当行为是被允许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在他从事的业务正常危险范围内已经遵守了应该遵守的有关法则行事，那么即使是造成了法益损害的结果，他的这种行为也不具备犯罪构成要件的该当性。安乐死执行医生是基于法律的职业授权，采取合法适当的方法为符合条件的安乐死病人实施安乐死，完全是他作为医生的一种本职工作，只要遵守了相关法律规则行事，那么他的这种行为当然不具备犯罪构成要件的该当性。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合法的安乐死是不直接侵害法益的行为，所以从本质上来说不为规范所禁止从而也不可能具备犯罪构成要件的该当性。安乐死行为并没有直接对法益发生危害，这种行为并不是直接处置生命，实质上是一种对死亡方式的处置行为。其重点在于使病人“安乐”，而不是“杀人”。死亡已是必然，为什么不可以选择快乐的死去，就像人活着就该追求快乐的活着。追求快乐是人的一种本能。那么死亡已是必然，为什么不能选择快乐的死去。

综上所述，安乐死行为虽然客观上是一种帮助他人死亡的行为，但实质上是出于优越法益，符合共同生活目的考虑或存在特别理由、根据，阻却了该行为的违法性。

   （二）从期待可能性角度分析

所谓期待可能性，是指根据一个行为作出时的现实情形，能够期待行为人不去实施犯罪行为而实施适法行为；否则，根本没有其他选择，一般人都会这样做就构成期待不可能性。也就是说依据行为人在作出行为当时的实际情况，不能期待其实施适法行为，就不能认定其对该行为主观上具有罪过，要求其承担刑事责任也是不公正的。法律惩罚一个人是因为这个人的行为具有有责性。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理论认为构成犯罪需具备三个条件即构成要件的该当性，行为的违法性和行为人的有责性。我认为期待可能性是属于责任的要素，一个期待不可能行为自然就阻却了相对的责任，故而不能被认定为犯罪行为。

2011年，广州番禹邓建明在照顾瘫痪母亲近二十年后助其安乐死。其母全瘫，还有类风湿、肌腱炎、关节炎，身体经常针扎似的疼痛，抽筋。面对脾气暴躁的母亲，邓建明仍是一口一口喂饭，端茶倒水，洗头洗澡，按摩，即使生活再拮据，他也没有放弃母亲，曾一度使其恢复到半瘫，拄着拐杖能走，谁料不幸摔一跤又全瘫了，几夜无法入眠，其母精神和肉体真正全面崩溃了，再三央求邓建明拿农药，并威胁说“不是你死，就是我死。”。这时，能期待一个孝子（司法机关调查取证，几乎所有的证人都证实邓建明是一个孝子）不顾面前母亲生生的痛苦而选择漠视而只考虑自己可能面临的法律的风险吗？

其母亲喝完农药后就儿子说了一声谢谢。这一声谢谢中包含了自愿，包含了满足，包含了安乐。

不仅本案如此，王明成案、梁万山案…行为人都是在行为时没有更好选择下而为之。所以说行为人并没有违反可能的期待，不该由此产生责任，当然就不能对其进行刑事非难。

   （三）从犯罪本质特征来分析

根据我国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可知：一个行为如果破坏了社会秩序，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以及对社会有其他危害，依照我国法律规定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那么就是犯罪行为，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并且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可见，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是构成犯罪的基本条件。而具有严格条件限制的安乐死，就其行为本身而言是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

首先，一个身患绝症，濒临死亡而又痛苦难忍的病人，真诚请求安乐死，而医生出于职业本性——解除病人的痛苦，以及人固有的善良、怜悯之心而帮助他无痛苦、幸福的离去，也是医生对病人生命的一种尊重。难道这不比任其生命在病痛的折磨中慢慢被吞噬更符合人道主义？以一个普通大众的认知来看这种行为，也会知道正确的安乐死是不具有主观恶性的，不会造成社会的危害。

其次，作为一个看着亲人身患不治之症而又饱受病魔折磨的至亲至爱，对于亲人可能随时会离开是有心理准备的，而安乐死能使我们爱的人幸福没有痛苦的走向生命的终点，这是我们能为他做到的最后的也是最好的选择。死者的幸福，乃生者的宽慰。在这样的主观思想支配下的行为怎么会被认为具有主观恶性呢？

再次，子女不忍父母在病痛中带着只有无边痛苦的记忆离开，从而尊重父母的选择实施安乐死，也是一种孝心，与我们几千年的传统伦理也是相符的，社会公众能理解，按照合法的程序来执行，公众也是会支持的。所以说，按照严格程序执行的安乐死是不会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的，不会危害到公序良俗。随着社会的进步，思想观念的解放，文明死亡会更加得到认可和支持的。

可见，严格条件下的安乐死并不具备犯罪所应具有的本质特征——社会危害性，因此不应作为犯罪来处理。

   （四）从刑罚的角度分析

    第一、刑罚的目的就是为了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而预防犯罪又包括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也就是说刑罚是为了适用于犯罪的人，防止其重新犯罪，同时也起到威慑社会中潜在的不稳定人，防止他们走上犯罪道路的作用。

刑法是作用于一般社会民众的法律。安乐死的情境是特殊的，当事人只是在极端无奈下才会请求实施，而行为人是从有利于别人利益实现的角度来考虑的，不会给社会带来负面示范效应。所以说如果对安乐死施以刑罚，不但不会起到预防不稳定人群犯罪的作用，还可能他们理解不了，更加激化他们仇世思想。这岂不是与刑罚的目的背道而驰了吗？而对于现实中一些打着安乐死旗号，谋求遗产、个人私欲的行为，更需要立法明确规范，通过更准确、更恰当的定位发挥刑罚的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的作用。

第二、刑罚的功能即刑罚对人们产生的作用。①刑罚对犯罪人具有教育改造功能。通过相应的刑罚使犯罪人认识自己行为的恶性，从而洗心革面，痛改前非。但安乐死实施者主观上并无恶意，他不是想通过安乐死这一行为来追求或达到自身利益的满足，并不是受利己思想支配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善行。就说邓建明助母安乐死的行为，给他判几年刑，教育改造他不要再犯，我觉得这是一种浪费国家资源的行为，他并不是为了犯罪而犯罪，也不是贪图私欲而犯罪，是善良动机支配的行为，思想并没有出现偏差，还要教育改造什么呢？②一般侵害人身利益的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家属对犯罪人或多或少都存在复仇或不原谅的心理，这时通过对犯罪人加以惩罚，可以使其心里能得到一定的平复。但严格条件下的安乐死中并不存在这些问题。病人出于真实主动的请求，家属同意或理解依法才会实施。即使有的家属当时由于种种原因不知晓，事后也会理解或原谅，并不需要刑罚这么严厉的手段调控。③对社会上其他人也不会产生消极作用。因为安乐死并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实施的，是有着严格条件的。依法实施的安乐死并不会影响社会的稳定秩序，反而对社会文明程度的前进起到积极作用。所以并没有上升到用刑罚来约束的程度。

三 安乐死的立法构想

   （一）法律上的非犯罪化

安乐死合法化是指按照国家规定的立法程序严格将目前为止法律予以否定评价的行为或者没有认可的行为给予正式的法律认可与保障。所以在制定法体系下，合法化也就是意味着立法上的合法化，通过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认可与创新，追求被合法化的行为获得法律上的正式身份，这也是刑法规则对某些特定行为的正式地、肯定地、积极地判断、评价与认可。我认为在立法中一般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一定要明确立法的宗旨。我认为安乐死立法要明确的宗旨是:通过法律手段来规范安乐死的行为，维护公民的权利。实际生活中，很多安乐死行为都是病人苦苦哀求家属或医护人员为自己私下实施的，从而将相关人员和法律至于尴尬境地。安乐死立法就是保障公民的权利，保障公民以最后的尊严安乐的死去，并为其提供合法的途径。另一方面，为安乐立法，也是逐步引导人们正确认识死亡，科学对待死亡，坦然面对生命的自然终结，构建文明的死亡理念。

    2、安乐死立法应该遵守以下原则。第一、遵从病人自愿原则。这是安乐死最主要也是最核心的要求。主要表现为:自由申请，任何人不得强迫也不得阻碍其提出申请；申请后，随时都可以反悔，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在死亡方法可以选择的情况下，尽量依病人的意愿进行。第二、人道主义原则。这是安乐死的必备条件。安乐死即让人安乐的死亡，实施行为时必须采用人道主义方法使病人无痛苦的死去；同时审查安乐死时也要出于人道主义观念，不能考虑病人继续生存下去会给家庭、社会带来负担而抛弃其生命。第三、严格程序原则。这是保障安乐死合法实施，发挥正面作用的关键条件。因为安乐死牵涉到一个人的最高权利生命权的问题，所以在为安乐死立法时必须要设定严格而又清晰可行的程序，从而更好地体现法律是真正以人为本的。

针对我国目前的国情和现状，有些人对安乐死可能存在误解，不信任或者受传统思想束缚，给与安乐死者亲属一定的舆论压力，所以在给安乐死立法的同时必须加强宣传教育，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安乐死，理性、文明对待死亡。可以给人们讲解安乐死的过程，组建安乐死协会，借鉴实行安乐死国家的经验。

   （二）事实上的非犯罪化

安乐死合法化不是一蹴而就的，结合我国的国情（地区差异较大、思想观念等）和现有医学技术水平、理论研究深度不够等种种情况综合考虑，现在实现安乐死合法化就显得不切实际。所以，在立法上的非犯罪化尚不具备成立条件时，事实上的非犯罪化应该作为一种过渡性制度适用于安乐死的实施，以弥补法律上安乐死立法的空白，解决现实生活中安乐死行为的混乱。这有利于安乐死立法推进的平稳过渡，也给法律上的非犯罪化积累了实践经验，加快了安乐死的合法化进程。

我认为安乐死事实上的非犯罪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处理：

1. 颁发许可令允许符合条件的病人安乐死。类似于民法中的宣告死亡程序。由病人本人真实自愿提出，采用书面形式，或家属经见证代书，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收到申请后，指派医疗专家对病人身体状况进行鉴定，根据鉴定结果来审查是否符合安乐死条件，若符合，则颁发法院许可令，由专门的执行人员（类似于死刑执行人员）采取适当方法为病人实施安乐死。

2. 有些疾病一旦发作，其产生的极端痛苦可能使病人无法等待法院的许可令下达。这种情况下，病人家属或医生迫不得已采取了安乐死措施，虽然没有得到及时的官方认可，提前作为了，但是行为人当时的行为不具有期待可能性，为了实现个案正义和实体公正，我认为，司法实践中，可在查明属实后，不予以立案，即使立案后，经证实也应撤销案件或作出不起诉决定。现实中大多数国家普遍采用这种方式处理实际发生的安乐死案件。

即使进入审判阶段，经过法庭调查、辩论，也可运用前述非犯罪化理论对该行为进行出罪处理。

   （三）安乐死实施的条件

1. 前提条件

安乐死必须是病人本人真实自愿有效的提出，违背真实意愿下实施的都是侵害病人法益的行为，法律必须坚决予以禁止并加以处罚。具体来说：

第一、请求实施安乐死的人必须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即具有完全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也就是说能认识到自己行为的性质、后果并有能力承担相应的责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相对民事行为能力人如没有感官认识的植物人、精神病人、小孩，就不能依其申请实施安乐死。

第二、请求实施安乐死的意愿必须是真实的。如果是在受胁迫、欺诈下作出的意思表示，则是禁止的。也不能是出于一时病发折磨冲动下提出的，更不能是出于子女不孝或无人照顾时的无奈之举。

第三、请求实施安乐死的意愿必须是有效的。不能要求执行人员采取法律或道德上不允许的方法。对于经救治可以生存的人，可能出于受不了一时的病痛或经济困难而提出请求，就不能认为是有效的，即使是真实自愿的提出，也不能对其实施安乐死。

2. 客观条件：安乐死只能是特定的人以特定的方法对特定的人实施。    

第一、严格条件下的安乐死是依法定程序进行的，必须由医生执行，而且是经法院指定的医生。如果法律予以规范后，允许病人私下实施安乐死那就是违法行为了。也只有在执行人员上严格要求才能更好的也是从源头上保证安乐死实施过程的合法化。而且正是因为医生的专业，才能最大限度的使病人达到安乐死。

第二、安乐死重在使病人“安乐”死去，所以必须采取符合人道主义的方法。否则以其他社会公众不能普遍接受的方法，比如喂农药、煤气中毒，虽然是最终使病人摆脱了痛苦，但过程会使其感到恐惧、痛苦，这就变成在恐惧中死去，也就违背了安乐死的初衷，会导致一系列负面影响。从严格意义上说这并不能算是真正的安乐死。

第三、这里特定的人是指身患不治之症且长期肉体遭受病痛折磨而不堪忍受且濒临死亡的人。“不治之症”、“濒临死亡”都是属于客观层面上的，严格按照医学上的标准界定即可。所以在为安乐死立法时应该把好标准这一关。“不堪忍受”更多的是主观方面的，这与个人的心理素质、所处环境息息相关，有的人娇生惯养或者心理承受能力低，面对不治之症悲观的想一死了之，所以在界定时不能一概而论。客观上应符合一般公众普遍承受能力，再结合病人身体素质、所表现的情绪等方面来判断。不堪忍受的该是也只能是肉体上的痛苦。

3、程序要件。安乐死的实施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申请——审查——执行——备案——监督。

  （四）安乐死实施的程序

安乐死行为是一个处分生命的行为，必须按照严格的程序缜密实施。就像宣告死亡程序一样有一套专门的司法程序。

1. 申请。安乐死只能由病人本人书面提出。书写有困难的，可由代理人代为书写本人签名或经公证机构公证。没有新理由、新情况不得重复申请。

2. 审查。安乐死是否符合条件只能由法院来审查决定。就目前我国法制发展现状来看，最具有法律权威的就是法院，最有威信力的也是法院。所以安乐死的审查交由法院来执行，我认为是普通公众最为信赖的。可先交由高院初审，符合条件，报最高院终审决定；若高院认为不符合条件，便驳回申请。申请人不服可向高院同级的检察院请求监督复查，也可以直接请求最高院审查。最高院的决定为终局决定，除非有新理由，否则不再重复受理。

3. 执行。必须有法律依据即法院发出的执行通知书。然后由专门设定的职业医生小组来实施。病人家属可以在场，还可以聘请律师进行监督。执行过程中必须要有记录，可以是录像、司法人员现场记录等。执行记录要经病人家属、执行人员、医法人员现场签名，存档。

4. 备案。安乐死实施结束后，应建立完备的档案制度予以保存。档案包括被安乐死者的病历资料，申请书，审查意见，执行通知书，执行记录等。

5. 监督。检察院有权对安乐死的整个过程进行监督。社会公众、新闻媒体也可以发挥舆论监督。

（五）违法安乐死行为的法律责任

为了防止存在恶意和非法目的的安乐死行为，不符合条件或违反操作程序违法实施，应明确规定相应的民事、行政、刑事责任。区别情况区别对待。

第一、没有得到批准，擅自实施的责任。医护人员或亲属对未提出请求或者提出请求但没有获得批准的病人擅自实施了安乐死，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都构成了故意杀人罪。如果是出于不忍亲人继续受折磨等善良的动机，可酌情从宽处罚；出于争夺遗产、摆脱负担等卑劣的、损人利己的动机，而迫使病人提出请求或伪造签名而获得批准，或者与相关工作人员恶意串通，或者贿赂相关工作人员而获得批准，应当从重处罚。

第二、没有履行或没有认真履行职责的责任。相关的审查人员没有履行或者没有认真履行审查职责，侵害了病人及其家属的利益，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导致了重大的医疗纠纷，严重损害国家医疗单位和司法机关声誉的，直接责任人员应以玩忽职守罪论处。不履行应尽责任，反而为个人私利，与病人家属串通，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第三、实施方法不当的责任。医护人员在实施安乐死时，方法不当，给病人死亡带来痛苦，情节较轻的，可给予一定的行政处分；若采取了非人道主义方法或没有按照规定的方法实施安乐死，造成恶劣影响，应以玩忽职守罪论处；在场监督人员没有尽到相应的职责的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不能否认，安乐死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就可以使法律以人为本的理念得以积极落实，反之，也有可能被不义之徒滥用，成为合法剥夺生命的保护伞。但是不能因为有这样一个风险存在，就置优越的利益于不顾，全盘否认或一味回避，我们应该努力完善法律来规避这份风险，这样社会才会进步。

 

结  论

法律是社会的产物，是规范社会的一个工具。仅从死亡过程而言，我认为只要社会提出了明确又不违背法理的要求，那么法律就应该认真对待，尊重社会的要求。曾经解剖尸体的行为也是被认为是极不人道的，是对人的身体权的一种不尊重的行为，现在看来呢？它为医学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我们身边，各种半公开的或隐蔽的对病人采用类似安乐死的方法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比比皆是，立法的空白会导致实际操作上对生命处置的放任或错责，不利于保护人们的生命权。尽管目前的司法实践是将安乐死作为犯罪来处理，以此来防止因实施安乐死而导致的各种弊端。但是这种做法是不符合社会要求的，也不能使人们自觉遵守，而且容易引发社会公众情感上的不满。因此，在我国制定一部关于安乐死的法律，完善对生命保护的法律体系，加强对生命保护的力度，不但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而且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我们应该好好想想英国一位著名法官丹宁勋爵的话：“如果我们不做任何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我们就会待在一个地方，法律就会停止不前，而世界上其它事情将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