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的完善

摘要：口供作为证据的一种，在还原案件事实上发挥的作用是最直接有效的。但是由于口供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案件事实的陈述，不可避免的有着主观的色彩，出于逃避或减轻自己所受刑罚，不可避免的会做出利于自己的表述，存在口供虚假的可能。而口供补强规则要求对获取的口供进行补强，从很大程度上可以减少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行为的发生，从而对口供的合法性与自愿性做出有力的保障，也保证了口供的真实性。在审判中适用口供补强规则，使得法官在审判时能够根据真实的口供做出正确的判决，保证司法的权威。现阶段，我国口供补强规则有关规定和制度不健全，导致口供补强规则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混乱，落实不到位。口供补强规则在国外经过了长期的实践，已经发展成为了相对成熟的体系规范，具有很高的实践价值。因此，我国有必要借鉴国外的证据补强规则的先进经验，结合本国的司法制度，对口供补强规则进一步的完善，让其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保证口供真实的作用，保证案件处理结果的公正。

关键词：刑事诉讼 证据 口供 补强证据规则

一、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的内涵和起源

1.1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的内涵

补强证据规则（corroboration requirement），是指为了防止错误认定案件事实，对某些证明力明显薄弱的证据，要求有其他证据予以证实才可以作为定案依据的规则。在英美法中，补强证据规则的对象是言词证据，不仅包括自白也包括证人证言等证据。但是，补强证据规则在大陆法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演化为主要适用于口供，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由此而来。

对于该规则的内涵，有的学者认为：口供证据补强规则是基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目的而存在的，应当用其他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对其所作口供加以佐证，才能将口供作为定案依据予以采纳。有的学者认为：口供证据补强规则是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作为定案的唯一依据的情况，当这份口供是承认犯罪事实的口供时，必须用法律明确规定的其他证据加以印证，否则不可以以此口供作为定罪的唯一根据。以上两种观点，实际上是对什么样的口供需要补强存在分歧，即能够被作为定案依据的所有口供都需要补强，还是只有能够证明案件全部事实或主要事实的有罪口供才需要补强。

口供证据补强规则是防止因错判而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一项规则。一方面，只有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全部或主要犯罪事实的口供作为认定其有罪的唯一根据时，直接使用才会产生比较大的误判可能性；当口供只能证明部分犯罪事实时，其本身就需要其他证据的支持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在这种情形下，谈补强没有实质意义。另一方面，对于能够证明案件全部事实或主要事实的有罪口供加以补强，是各国普遍的做法，也是理论界大多数学者比较认可的观点。因此可将口供证据补强规则限定为：对证明力明显薄弱的、能够证明案件全部事实或主要事实的有罪口供，要求有其他证据予以证实才可以作为定案依据的规则。

1.2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的起源

口供证据补强规则起源于十七世纪中期在英国发生的一起抢劫杀人案， 在该案中，被害人失踪，被害人的佣人在审讯中供述他与自己的母亲和兄弟一同将被害人杀害，最终母子三人被判处并执行了死刑，而令人意外的是若干年后，被害人再度出现，这令人们开始觉得当时的口供规则存在缺陷，为了改变这一现状，英国形成了早期的口供补强规则。所以，从口供补强规则产生的原因来看，口供补强规则应被定义为，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的证明力不足但需要以其为证据进行定案时，有必要通过其他的证据对其进行补强是口供的证明力得到加强，从而能够放心的被作为定案依据的一种证据规则。

二、我国口供证据补强规则存在的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历经数次修改，口供补强规则所对应条文虽然变了序号，但是相关的数量和内容实际上并没有变化，相关的规定还不够细致，并未成体系。立法上的疏漏使得口供补强规则无论在侦查阶段还是审判阶段在确保口供真实性的作用上并未完全的发挥出其真正的作用，使得因口供虚假而造成的冤假错案时有发生。

2.1口供补强规则的体系不完善

2.1.1 需要补强的口供范围不明确

关于需要补强的口供范围，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从需要补强的口供之内容的角度进行限定。在英美法系国家，口供补强规则适用的情形是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是证明其有罪的唯一存在之证据的情况下，需要通过其他证据来对口供中所涉及的犯罪行为的全部或主要部分做出补强，提高口供的证明力，从而可以依据其口供来判处被告人有罪，这是在内容上对口供补强的范围进行了限定。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关于口供补强规则之表述，使用的是“被告人供述”，仅仅五个字的表述并不能说明需要补强的口供范围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中的哪一部分，难以通过内容做出区分。 而且我国亦未依据对口供产生的时间不同来区分庭审前口供和庭审中口供。对于庭审前口供和庭审中口供，不同国家根据自己的诉讼制度，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有些国家认为庭审前的口供需要补强，而庭审中的口供不必补强；有些国家则认为庭审前口供与庭审中的口供都需要。而在我国由于关于口供补强的表述十分简单笼统，所以并未以口供产生的时间不同而区分庭审前口供和庭审中口供。而“被告人供述”如果从严格意义上讲，由于只有到起诉阶段才能被称为被告人，所以有观点认为我国口供补强规则中需要补强的口供仅限于庭审中的口供，对于庭审前的口供无需补强。这种观点是必然无法让人接受的，因为与庭审中的口供相比，庭审前的口供出现非法暴力取证的可能性更高，若对庭审中的口供进行补强而将庭审前口供排除在需补强的口供范围之外，这种做法显然是不科学的，忽略了对庭审前口供取得的合法性的保证，是对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放纵。在美国，由于被告人享有沉默权和自白任意权，所以在制度上对庭审中口供的真实性做出了充分的保证，所以其只要求对庭审前的口供补强，而不必再对庭审中口供做出补强。但是由于对庭审中被告人的权利规定不同，这种做法无法适应我国的诉讼制度。

2.1.2口供补强的证明对象不明确

对于口供补强规则的证明对象问题，既口供中哪些内容需要补强，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对其做出明确的规定，法律规定的缺失导致实践中没有可参考的标准，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对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范围过大，还会受到自己水平的影响，导致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时有发生。以最为常见的盗窃案件为例，财物被盗却没有被害人报案，犯罪嫌疑人被抓获或者自首后，为了减轻刑罚而交代自己有过盗窃财物的行为，并且能够找到其他证据证实其供述是真实的，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还需要通过补强证据来证明存在财物丢失的损害结果，就会存在不同的判决结果，若不必补强，则可直接做出判决，若需要补强则还需要待找到丢失之财物后才能做出有罪判决。

从保证口供真实性的角度出发，对口供的所有事实都要求补强，可以最大程度上保证案件的处理结果正确，但是这种做法会产生许多的弊端。首先，不利于惩罚犯罪。在某些案件中，其实口供的真实性已经可以确定，但是由于侦查有难度或受侦查人员水平的限制，又可能由于其他客观因素，无法收集到证据对所有的事实都进行补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要求对口供的所有内容都进行补强，那么就相当于放纵犯罪，不能很好的打击犯罪。其次，可能会造成司法效率低下。如果对犯罪主体、主观方面、客体、以及客观方面都要求补强，不加区别，这对办案人员来说工作量是巨大的，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不能对案件做出及时的处理。

2.1.3补强证据具备的条件不明确

关于补强证据应该应该满足哪些条件才有成为补强证据的资格，我国刑诉法并没有做出清晰的回答。而我国规定刑事证据需要满足客观性、关联性以及合法性，那么在此基础上补强证据还需要满足哪些条件还不明确。对于补强证据对口供是要就达到具有证明力还是只需达到具有真实可靠性即可，是两种程度不同的要求，关系到办案人员寻找补强证据的工作强度的大小。关于补强证据是否需要具有独立性，我国刑事诉讼法也未提及，但是国外从补强证据的作用角度出发，认为补强证据必须具有独立性，要求补强证据必须是来自于口供证据以外的其他证据，这样才能对口供发挥补强的作用，如果不保证补强证据来源独立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那么口供补强规则就丧失了其存在的意义。

2.1.4补强证据的证明标准不明确

在我国，补强证据对口供的补强强度需要达到怎样的标准，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之证明程度需满足其本身就能够独自对案件事实做出认定，不必再与口供相配合来证明案件事实，法官可以直接根据补强证据对口供的真实性做出判断；第二种观点认为，补强证据只需满足与口供相配合后可以共同证明案件事实即可。结合前两种学说，日本有学者还提出了不同于前两者的相对折中的新学说，主张对于犯罪嫌疑人庭审前的口供补强时采用第一种观点所采用之标准，而对于被告庭审中的口供补强应当适用第二种观点之证明标准。我国将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表述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是如果按照这一标准直接对补强证据做出要求，则显得不够清楚明确而且过于单一化，使得在实践中并不具有明确的指引作用，造成司法实践中补强证据需达到的证明标准还尚未可知。

2.2共犯口供的证明力不明确

在《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最高院对毒品案件中的共犯口供的证明力做出了特殊的规定，要求法官不能在只存在被告人的口供的情况下判决其有罪，除非同一案件中的共犯口供与被告人的供述达到高度的一致，而且在细节上也能够完全匹配，以及对诱供、暴力取供以及共犯相互之间有预谋的串供存在的可能予以排除，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将被告人口供与共犯口供进行比对达到二者之间高度一致的标准方可作为定案依据。但是该项规定明确了只能是在毒品案件中才能够如此适用。最高院在后来发布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又对毒品案件中的共犯口供做出了规定，从而使得毒品案件中共犯可以相互补强成为了审理毒品案件时法院所共同承认的一项规定。而实践中也存在着将共犯口供互相补强的情形，法律也认可在某些特殊类型的案件中口供的互相补强，可是却都对其所适用的案件类型做出了明确的限制，因此在其他的普通案件中，共犯口供是否能够作为补强证据使用，以及证明力如何，我国也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

要明确共犯口供能否对被告人口供进行补强，最重要的就是要弄清共犯口供的性质为何。如果将共犯口供的性质认定为证人证言，那么其口供理所当然应具有作为补强证据的资格。可是众所周知，共犯口供具有极强的主观性，出于减轻自己承担所责任的目的，共犯之间互相推卸责任、串供的情况时有发生，而且共犯与被告人的身份本质上是相同的，难以排除侦查人员刑讯逼供、诱供、指供等行为的发生，故而很难保证其口供的真实性。不论是同案审理中的共犯口供、非同案审理的共犯口供还是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共犯口供的性质，我国都未做出明确的规定。由于对共犯性质的界定不明，使得在共犯口供的证明力，既共犯口供能否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进行补强无法做出判断，使得司法实践中的做法不一，存在争议。

2.3口供补强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实施不到位

关于口供补强规则我国的的现有规定数量少内容单一，因而造成了在司法实践中实施不到位的结果出现，不能真正的发挥其保证口供真实性，避免司法人员故意倚重的情形发生。而且我国的司法实践历来注重打击犯罪，一个案件发生总是要找到承担责任的人，避免放纵犯罪，当案件的事实不清、证据模糊时，法官对案件的真实情况也难以判断，但是如果此时若存在口供，那么法官通常不会因为口供存疑而做出无罪判决，而是判处较轻的刑罚。

2.3.1庭审前口供的合法性难以保证

不能否认，口供对侦查人员了解案件事实有着很大的帮助，但是也正是由于口供的这一特点，使得我国司法实践中对口供的依赖程度很高，甚至在侦查时存在着严重的“口供中心主义”的倾向，形成这一倾向的一部分原因也是由于我国传统司法对口供高度重视，从古至今中国刑事司法都有着“无供不录案”的办案倾向，成为难以去除的陋习。在这样的背景下，虽然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对不合法的口供予以排除，但是无法真正的做到保证庭前口供的合法性，我国法律虽然规定在没有口供的情况下，当其他的证据可以对案件事实可以充分证明，那么是可以判处其有罪并做出刑罚。但在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还是会为了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关于口供补强的规定，在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涉及案件的全部或部分事实时，甚至可能会故意创造出本不存在的证据来对口供做出补强。

而在司法实践中大部分的口供都是庭审前取得的，保证庭审前口供的真实性，从很大程度上就保证了所查明案件事实的真实性，而且只有保证了庭审前的口供真实性得到保证，口供补强规则才能够更好的发挥其作用，所以要保证侦查过程的每个步骤都符合程序法的规定，我国现阶段侦查过程中诸如讯问笔录的制作、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还不够完善，因此对庭前口供之合法性难以保证。

2.3.2庭审中忽略对口供真实性的审查

我国现阶段虽然正在主张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改革，但是长久以来我国都是习惯于以侦查为中心，使得我国公安局、检察院以及法院之间如同流水作业一般，“公安机关侦查完毕后移送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一般都会作有罪判决。”这样的模式之下，庭审不能有效发挥在事实认定上的优势，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习惯于“以案卷为中心”，只关注被告人的口供与讯问笔录的记录是否一致，这样做的弊端在于无法确定讯问笔录是否是按照合法程序制作，一旦其制作程序非法，那么法官必然会对口供的真实性做出错误的判断。此外，保证法官对案件的亲历性也对案件的判决结果有一定的影响。我国长期存在审委会对案件审判结果干预的情形，法官以及合议庭对案件的判决结果不具有决定权，使得参与审判的法官无法主导案件的审判，使得庭审中对口供的真实性审查失去意义。

2.3.3 缺少口供补强相关配套制度

由于我国的口供补强规则的相关立法规定还不完善，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依据的只有几条法律规定，而成文法具有明显的滞后性，所以不能对那些新出现的而法条并未涉及的案件，使得法官在刑事自由裁量权对口供进行审查时，缺少依据，从而导致其对口供的认定产生困难甚至发生错误，造成误判，造成司法效率和法律威信的降低。我国关于口供补强规则相关配套制度欠缺，因为受成文法的局限，所以对发挥案例的指导性作用的意识不足，而成文法又不能涵盖所有的情形，因此在实践中缺少引导造成实施不到位。

三、口供补强规则的完善建议

不管是立法上还是相关配套制度上，口供补强规则都存在很多空白亟需填补。但是我国这一规则的完善不可能一蹴而就，也并非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需要把握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必须借鉴国外经验必须符合我国国情。由于一些传统思想和做法深深影响着国人的思维方式，同时也影响着我国的诉讼等制度的构建和发展，因此，借鉴或引进国外先进经验时，一定要在对本国国情清醒的认识。如果对国外经验盲目崇拜，一味照搬照抄，是无益于制度完善和法治进步。二是要处理好保障人权与发现案件真相的关系。在我国设立口供补强规则，一方面是限制公权力滥用，在证据的获取和运用方面起到科学引导作用，另一方面在于保障人权，引导侦查人员、司法人员将目光转向口供之外的其他证据，以保证办案质量。因此在立法完善和制度设计过程中，必须要把握好二者关系。

3.1规范使用“口供”一词

我国刑诉法第53条是关于口供补强规则唯一一条法律规定。该条存在表述混乱的情形，建议将该条中的“被告人供述”换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并且增加口供补强规则的兜底条款，即将刑事诉讼法第53条重新表述为：“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单凭口供进行定案和处以刑罚，特殊情况下除外。”。同时，相关司法解释中的表述也要做相应的修改。实际上，按照这样修改取消了“供述”一词，因为“供述”无法涵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解，使用“供述”代替“口供”一词，有以偏概全之嫌疑。之所以增加兜底条款，主要是因为司法实践的复杂性，难免出现法条规定无法适用的例外情形。在立法中要留出余地，以维护法律的统一和权威。至于例外情形具体包含哪些，也要有相关法律或者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3.2明确口供需补强的对象

根据我国刑事法规定，被追诉者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其称谓也不一样，以移送审查起诉为分水岭，被移送法院起诉之前被称为犯罪嫌疑人，案件被移送起诉进入审判程序后则称作被告人。我国刑诉法关于口供补强规则唯一一条规定用就是“被告人供述”，从条文字面上意思来看，是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法庭之外所做的口供排除之外，也就是说，只有在法庭之上才适用口供补强规则。而国外的做法恰恰相反，在确立了口供补强规则的国家中，一致都认为庭外口供需要补强，而对于庭上口供是否需要补强存在争议。

从司法实践看，目前被告人在法庭上所做的的口供并不是口供的主要部分，案卷中关于口供的证据还主要是庭外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向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做出的口供。而且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的口供通常是以讯问笔录的形式在法庭上使用，如果可以单独依据犯罪嫌疑人口供定罪，无需适用口供补强规则，显然与口供补强规则的立法本意相悖。此外，由于刑讯逼供等强制性因素，庭外口供面临更大的虚假、不真实的风险，更有补强的必要性。

笔者认为，法律规定不可能尽善尽美，由于受当时社会发展水平、立法者语言表达等因素的影响，法律可能出现模糊之处，我们应当理解和把握法条背后的立法精神。因此，关于我国口供补强规则，我们不应拘泥于法条字面上的意思，机械地理解法律，将庭外口供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同时，建议立法者完善法条，将庭外口供纳入到口供补强规则的适用范围。

3.3明确口供需补强的范围

对于补强证据要对哪些事实进行补强，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相关规定。由于该问题涉及到犯罪实体，与一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有着紧密联系。因此，应当从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中着手，来研究如何界定补强证据的证明范围。由此可知，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明确补强证据的证明范围：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考虑：

（1）犯罪客观要件。犯罪客观要件包含的具体要件有很多，以分为必要要件和选择要件，并不是所有的犯罪客观要件都需要补强。具体来说，犯罪客观要件中的必要要件必须补强，必要要件主要是犯罪行为、危害结果以及因果关系，是构成犯罪客观方面的法定要件，必须要补强。对于犯罪客观要件中的选择要件，主要是犯罪的时间、地点、方法、手段等，只有在其为必不可少的法定构成要件时，才需补强。

（2）犯罪主体。对于犯罪主体是否需要补强视具体情况而定。一是对于一般自然人犯罪，原则上需要补强犯罪主体，只有在无法查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份时，才能按其自报的姓名起诉和审判。二是对于身份犯罪，必须补强，如职务犯罪中“职务便利”的认定，就不能仅依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关于自己身份的口供，还需要其他证据的补强。三对于是否是未成年人和精神状况如何，需要补强。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实务中常常遇到未成年人年龄认定问题，不能依据涉罪未成年人的供述认定年龄，还要有身份证、出生证等证据予以补强。四是犯罪人与被告人同一性需要补强，如果同一性都不需要补强，那么案件事实的认定存在极大风险。此外，考虑到被告人存在被迫取供或者替人顶罪的情况，同一性必须要有补强证据。

（3）犯罪的主观要件。犯罪的主观方面无需补强证据，因为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探讨被告人的内心状态，是很难取证的。此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的主观方面主要是从犯罪行为来推断的，在实践中更多的是依赖办案人员的自由心证，形成内心确信。

3.4建立口供补强差异化证明标准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笼统模糊，然而实践中的案件复杂多样，司法遇到的新问题也层出不穷。过于原则、单一的证明标准，难以适应具体司法实践的需要。为了应对当前犯罪高发而司法资源有限的实践状况，我国 2016 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完善证据制度，探索构建差异化证明标准。也就是说，根据案件难易复杂以及认罪与否，采取案件差异化证明标准。

具体到口供补强规则的证明标准，可采用区分案件类型以及认罪与否设定差异化证明标准的思路，针对不同的案件进行区别对待，具体可以区分如下：

一是对于重罪案件（可处以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刑罚），对补强证据设定较高的证明标准，要求补强证据单独就能够证实基本案件实情且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补强水平。特别是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由于该类案件涉及到人的生命权，一旦误判，结果是不可逆转的，因此必须慎重对待考量命案的证明标准。具体而言，对于构成犯罪的必要要件，如犯罪行为、犯罪结果以及因果关系，必须证明到除口供外的其他证据必须能够证明全部犯罪事实，且要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对于犯罪行为人与被告人的同一性，鉴于侦查水平有限，且这类证据取证较难，补强证据证明到具有高度盖然性即可。

二是对于普通案件（除重罪案件、认罪认罚案件之外的其他案件），并不要求补强证据要达到证明全部案件事实的标准，只要求口供和补强证据结合，能够证实案件实情且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补强水平。

三是对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案件（一般是适用速裁程序、简易程序和部分普通程序的案件），口供和补强证据能够达到主要犯罪事实清楚，主要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我国目前正处于试点阶段，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案件范围一般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犯罪轻微且事实较为清楚的案件。笔者认为对于这类案件，基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认罪认罚，只要担保主要犯罪事实清楚即可，但侦查、检察、审判机关在案件办理中尤其要注重值班律师作用的发挥，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根据案件不同灵活“定制”不同证明标准，既可以一定程度上防止误判，也能有效地惩罚犯罪，精准地使每个案件都能体现公平正义。需要指出的是，采取差异化证明标准，也还是应当遵循刑诉法的无罪推定、程序法定等原则和要求。

3.5规定共犯如何适用口供补强规则

对于共犯口供能否用于补强同案共犯的口供，共犯口供是否适用口供补强规则，如果适用口供补强规则则有利于保障人权，如果不适用，则有利于惩罚犯罪。因此，共犯口供能否适用口供补强规则，是保障人权和惩罚犯罪两种不同价值之间的权衡问题。所以在立法设计中，就要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笔者建议，对待共犯口供，应当审慎判断，应当坚持刑诉法第53条的规定。对于共犯供述其他同案犯共犯行为之外的犯罪行为，可以转化为证人证言，用于补强其他共犯口供。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关于共犯的概念，是指实体意义上的共犯，并不包括因程序上的规定而并案处理的共犯，并且本文的共犯采用完全犯罪共同说，即共犯必须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和共同的犯罪行为。

四、结语

完善的口供证据补强规则对于实现实体和程序两方面的公正，有着双重的促进作用，更深层次的意义是对我国刑事诉讼追求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理念的宣示。我国在构建口供证据补强规则时，应当在借鉴西方国家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在明确自身所处背景的情况下，从观念、立法、制度三个层面采取措施，促使这一规则发挥最大作用。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的完善和落实需要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以及社会各界从不同的层面共同努力，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会经历挫折，新的法律规定会遭受质疑，但一定会在不断摸索的过程中愈加丰富和完善。口供证据补强规则不单是简单的口供运用规则，而且涉及到侦查、起诉及审判等环节，与之相关的理论和制度十分庞杂，尤其是对于共犯口供作为补强证据的研究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深入探讨，只有全面深入的研究，才能为我国相应立法提供更深的理论支撑。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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